日前，李侠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遗憾地表示，近一年来，科学家早夭现象并没有出现根本性改观。

此次珠峰科考由第二次青藏科考队联合西藏登山队共同实施，来自5支科考分队的16个科考小组、共270余名科考队员参加，主要围绕西风-季风协同作用、亚洲水塔变化、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人类活动变化、地球动力学勘测等开展研究，是第二次青藏科考自2017年启动以来学科覆盖面最广、参加科考队员最多、采用仪器设备最先进的综合性科考。从气候角度看，青藏高原是季风和西风的巨型调节器，对全球气候变化具有重要影响。

除在海拔8830米处搭建自动气象观测站外，此次科考队员们还首次在地球之巅利用高精度雷达测量冰雪厚度。随着全球变暖，青藏高原地区呈现海拔越高升温幅度越大的特征。尝试突破浮空艇大气观测海拔世界纪录。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通过收集的气象数据，可以进一步研究极高海拔的气象要素变化特征，对高海拔冰川和积雪变化的监测意义重大。

这些气象站呈阶梯分布，可精准实测珠峰北坡的气温、相对湿度、风速、风向和太阳辐射等数据提出并实验验证了相干能量调制的自放大。随着新经济的发展，产业不断升级、科技和工艺迅猛更新，上述职业院校中，相当一部分专科将提升为本科，甚至会适当招收一些专业研究生，使其更能适应时代发展进步的需要。

对于高职院校而言，要继续发扬校企结合、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优势，在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形势下，适当拓宽学生基础，并创造条件，逐步将专科升为本科，使之有较多适应性，以应对未来可能的职业变换。如此，高等教育普及了，研究生就不可能也达到普及程度，他们不再是精英，只是更专一些。也就是说，制度不应将人分为三六九等，不管何种职业与头衔，其所做出的贡献是不会封顶的，因此各种岗位、头衔的待遇也不能设定不同的天花板。东南沿海城市的一些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生之所以就业相对容易，原因就在于大多数高职院校具有校企结合、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人才培养优势，其绝大多数毕业生都能直接进入对口行业工作。

在高等教育内部，应该对高校层次结构加以区别。这与盲目的学历崇拜文凭至上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在当下的中国，如果你的身份被定为工人技师，即使你的能力再强、贡献再大，至少在学校里，你休想获得教授的待遇。这就与一般做常规工作的有很大差别。在研究型大学里，多数毕业生可以以考研为主渠道。一般企事业单位从高校毕业生中招收新职工，除了学历证书资质证书到校考查等办法以外，通常只有面试这一招。

不过，学历毕竟不能代表知识、能力、态度等素质。此前的增长率在2021年与2020年分别为10.9%和17.2%，只是2019年为21.8%，略有超过。这个比例与发达国家大体相近，甚至有过之。但这种事例毕竟是少数，因此学历崇拜在某种程度上将持续存在。

而到2020年，研究生增幅接近10%，年增长率达到从未有过的近两位数，在读研本生比升至1：5.8。从社会角度看，目前我国经济正在转型，真正的科技创新型企业并不算多，吸纳专业人才的能力还不够强。

这就会产生对学生知识能力和态度的素质结构通识化新要求，与社会多数企事业单位一来就能动手的旧常规之间存在矛盾。解决学历崇拜问题需要伯乐 至于学历崇拜文凭至上等现象，不能不说也是考研热的另一个原因。

因此，没有痴心于研究的兴趣和愿望的人是不宜当研究生的。因此，学历崇拜尽管不理想、存在片面性，但在大规模人才选择中有一定合理性，容易制度化，因此恐怕也是长期难以避免的。而且，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用人单位的岗位培训能力也较弱，它们往往要求新职工即来即上手。对于人才市场或企业而言，从机构正常运转与发展的角度，它们还是愿意使用性价比最高的人才，并不过度要求学历与资质，因为这些机构对优质人才的付出往往明显高于普通人。此外，确有部分企事业单位和人才市场存在学历崇拜的传统观念，盲目追求高学历，把学历看成是知识与能力的体现，以为具有高学历的人能力一定更强，同时存在着高学历低使用的人才使用不当的问题。从高等教育体系内部看，最大的变化是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4%，进入普及化阶段。

总体上，各种文凭或资质证书对学生的知识与能力结构提出一定要求，因此可以算作一种相对简单的识别人才的通用办法，当然只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改革开放后，我国恢复了研究生招生，研究生人数才有所增长。

这种人才在偏狭的专业知识领域十分娴熟，但肯定很难适应当下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现实。但是，如何能在众多高校毕业生中物色到合适的人才却一直是个难题。

但谁是伯乐又是个问题。此外，在人事待遇政策上，企事业单位要以业绩与贡献作为衡量标准。

2017年，这个比例才稍有增长，维持在比1：6稍高。笔者曾多次说过，在英国某著名研究所，获得最高工资的是一名吹玻璃工，美国某研究所工资最高的是一位熟知各种材料性质、能根据科研工作需要合成调配出适当材料的技师。可以看到，我国在读研究生人数的增长起伏较大，大体上是2017年后才快速增长。这正像当年蔡元培先生将只想来北大当学生的梁漱溟聘为教师。

目前有的科技企业已在加大研发经费投入，岗位培训也是这些企业的重要任务。所谓高层次人才，是指其对事业、对国家人民作出了出类拔萃的贡献。

因为高中生在刚进入高校时，往往对专业的性质、前景以及自身兴趣、爱好和特长并无充分了解，他们大多在进入大学学习后才对专业有所认识，并了解其是否适合自己。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然而，人性是多元的，一个人的真实本领很难通过一次面试就能完全显露。高等教育结构的这种变换将使高职院校与普通高校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以致消失。

记得上世纪60年代，我国有的著名高校的毕业生以对某种机器闭着眼睛也会拆卸装配而闻名。将考研热控制在恰当程度 当下我国出现考研热的原因错综复杂，既有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某些精英高校将本科教育通识化，并将专业教育上移到研究生阶段的实情，也有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对高层次人才需求导致的研究生人数的合理增长。此前曾有过一项统计，哈佛大学教师中拥有博士学位的人数比例位列所有被统计高校的最后一名。联系到考研问题，研究生当然是比本科生更高层次的学历，却并不是更高层次的人才。

彼时，高校为提高自身地位与声誉，纷纷要求成立研究生院，招收更多研究生。一项统计结果表明，哈佛大学教师中拥有博士学位的人数比例曾位列所有被统计高校的最后一名。

这表明，许多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有以打好学业基础和加强交叉融合能力的通识化为主体，而将较强的专业教育任务上移到研究生阶段的倾向，且这种倾向有越来越扩大到一般大学的趋势。对此，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赞扬说，这说明哈佛大学确实是鹤立鸡群，敢于聘用没有博士学位但具有真才实学的人任教。

至2005年，我国研本生比为1：8.8，2010年为1：8.3，2015年的数字基本维持不变，这表明研究生与本科生大体按比例同步增长。同时，本科教育中通识教育的比例也越来越高